9月10日，中秋。佗城镇比往日更多了些烟火气。
百岁街是古城目前繁华的街区，又名百岁坊、百姓街，原名儒学前街。这里有“两多”：一是百岁老人多，二是姓氏多。
在不足500米的街道上有13个姓氏，还有不少宗族祠堂。
佗城百岁街街景 黄赞福 摄
横街和中山街，随便走几步，也可以看见祠堂。
据史籍记载，清末民初，佗城宗祠建筑达到顶峰，有历史记载的宗祠有89府，每府一姓。佗城现存有黄氏大宗祠、刘氏、曾氏、蔡氏、张氏、叶氏、吴氏宗祠等，保存至今的宗祠尚有48府。
一些游客来到佗城，游玩时也会找自己的姓氏宗祠，从祠堂内的堂匾、对联以及历代宗亲的世系表和家乘族谱等，探寻族人的迁徙之路。
据统计，佗城镇共有179个姓氏。
佗城百岁街蔡氏宗祠，佗城保存至今的宗祠尚有48府。黄赞福 摄
这么多的姓氏与宗祠，对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佗城而言，蕴藏着历史上多少迁来徙往的故事，又是否与秦朝和秦军南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？
不少史学研究者为此苦苦追寻、叩问。
越地初开，百废待举。
公元前214年，赵佗来到龙川。作为地方主官，开发龙川、发展经济、稳定社会、巩固政权是重中之重。然而，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力（人口），成了稀缺资源。
随赵佗来到岭南或率先来到龙川的，是军队。
屠睢、任嚣、赵佗率军来到南越之地，史籍是这样记载的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“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，为五军”；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载：“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……秦兵大败。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。”
佗城百岁街张氏宗祠 黄赞福 摄
从这两处记载可以看出，南下大军有50万，赵佗“将卒以戍越”，“戍”就是守边，且最大的可能是来了没有回去。对此，许多研究者遍寻史籍，没有发现有关南下秦军回中原的记载。
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公元前214年），秦朝廷“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染地，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适遣戍”，第二年，秦又“适治狱不直者”筑长城、戍南越地。（均出自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
《史记· 张耳陈余列传》载：“秦北有长城之役，南有五岭之戍。”汉代晁错说起秦朝时，“北攻胡貉，筑塞河上；南攻扬粤，置戍卒焉。”
“以适遣戍”“戍南越地”“五岭之戍”“置戍卒焉”等史籍的记述进一步表明，来到岭南的这些人，驻守在这里了。
那这些人又是些什么身份的人呢？有这样一种说法：一是正规军，如“楼船之士”等，二是杂牌军，包括“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”。
中国近代历史学家、国学大师吕思勉在《中国大历史：秦汉史》论之“秦之戍卒”时写道：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，后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后以祖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，后入闾取其左。此意为，秦朝征发兵役戍边的人选是这样一个顺序：先征发贬斥的官员、上门女婿和市场商贩；次为曾经当过上门女婿、市场商贩的；再者是祖父母、父母曾经当过上门女婿、市场商贩的；最后就把每个巷子住左边的全部征发。
佗城保留的古城墙 黄赞福 摄
龙川作为岭南重镇、区域中心，应有不少“戍卒”之人，并定居于今龙川辖区内。龙川首个进士、唐人韦昌明《越井记》载：“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，使与百粤杂处，而龙（川）有中县之民四家，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，已三十五代矣。”
韦昌明自云，自家祖上是从“陕中”迁来龙川的。据查，陕为春秋时的晋地，战国属魏，属中原地区。
据新编《龙川县志》载，这“中县之民四家”，为赵、韦、官、任四姓。
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，一代以25年计，35代计为875年左右。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。
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，我国汉族人口常用姓氏有3000个，《百家姓》收集了438个，而4万多人口的佗城镇总共有179个姓氏，其中，仅有2000多人口的佗城村就有140个姓，几乎占了《百家姓》的1/3。
“为有效地控制岭南，秦始皇把进入岭南的五十万大军就地留戍，随后又分三批从中原迁徙数万人到岭南，与越人杂处，共同开发岭南。”考古学家黄展岳在其著作《南越国考古学研究(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)》里说。
考古学者在今湖南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等地区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秦遗物、遗址和墓葬，成为当年秦南戍五岭、进军岭南的见证。
随任嚣、赵佗南下的秦军，留在南越镇守郡治和边关要塞、屯垦戍边，这些军人大多是单身汉。此时汉越刚结束敌对状态，这些军人要跟越女成婚颇为不易。史书记载，约在公元前208年，赵佗“使人上书，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，以为士卒衣补。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。”（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）
这批女子是怎样到岭南的，史无记载。
2009年4月30日，《百家讲坛》首播王立群教授读史记秦始皇之《难说再见》（四十七）》，这是“秦始皇”系列最后一集。在谈及秦始皇的历史贡献——统一中国时，提到了赵佗。王立群如此讲道：“赵佗担任龙川县令的时候，曾经给秦始皇打了个报告，请求派去3万名中原女子……秦始皇给了1.5万名，这1.5万名中原女子到达广东以后，被称之‘客娘’和客家人的‘老祖奶奶’。”
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，熟读《史记》的王立群这番讲述未必严谨，但可佐证，1.5万名未婚女子到岭南，名义上为驻军缝补衣服，实际上是想解决官兵成家立室、传宗接代的问题。其实，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，这支官方组织的女性移民队伍，在岭南历史上尚属首次，对推动汉越民族血缘交流和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由于赵佗是龙川县令，上书求中原女子来，据推测应有一部分来到了龙川。
至于其他还没娶上老婆的更多来自中原的军士，“皆家于越”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延，这些军士与当地越人交流多、互相熟悉起来以后，自然也会学着和土著妇女谈情说爱。与移民实边相辅相成的是，赵佗因势推行汉越通婚，劝导士兵在当地生儿育女，促进汉越同化，促进民族融合。
人的交往、交流，便是汉越融合最直接的一种体现。中山大学人类学家杨鹤书认为，这是广东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民族融合时期。
这些新移民，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政治、思想、农业、冶铁业、手工业技术等，与南越人一起开发龙川，传播中原文化，融合当地文明，促进了当地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。
中山大学教授李吉奎认为，赵佗带来的人马，使岭南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飞跃为封建社会，可以说，龙川设县，起点是很高的。中原人的迁入，彻底改造了岭南。中原移民与越人杂处，汉越通婚，为古龙川的开发注入了活力，活跃了经济、丰富了文化、启蒙了岭南文化，这是岭南划时代的变革。
秦始皇用军事征服了南越，却尚未夺取人心。赵佗在龙川“下车伊始”，就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：以坚兵利器平定并留守岭南镇守县治和边关要塞，屯垦戍边的秦军，同“好相攻击”的当地越人存在很深的隔阂，冲突时有发生。
在龙川令任上，赵佗从尊重越人风俗习惯开始，提倡汉越平等，实施“汉越杂处”，极力安抚越族。
龙川作为赵佗兴王之地，“和辑百越”的治理理念，首倡地或萌芽地，应也是在龙川。
佗城街景
深圳博物馆原馆长黄崇岳介绍，赵佗身为秦龙川县令，深入越族地区，了解越人风俗民情，总结了历史经验，称王之后采取“和辑百越”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，并使之成为他的治国方略，贯穿治理南越国的始终。“秦平岭南之后，于番禺（今广州）置南海郡治，命任嚣为南海郡尉，并以赵佗为龙川县令，切实执行秦始皇的‘汉越杂处’政策，使岭南的政局趋于平稳。”（黄展岳《南越国考古学研究》）
作为秦朝官员，龙川县令赵佗推行秦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、传播中原文明，并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融合，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，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。
赵佗经营龙川，奠定了汉越文化融合期的基调，是岭南文化形成中极为重要的环节。这正是赵佗在治理龙川所取得经验的基础上，有能力经营疆域更大的南越国。
龙川，是赵佗实现汉越融合的开端，是后来“和辑百越”民族政策和文化策略的策源地。
中国古代的百科词典《广雅·释诂三》：“和，谐也。”《易·乾》：“保合大和乃利贞。”王弼注称：“不和而刚暴。”正因为“和谐”“和睦”，才会“融洽”“融合”，古龙川的开发也就有了安定团结的局面，这片蛮荒之地也就迎来了史上第一次大发展。
